国家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干预社会以及应如何确定干预的边界,社会子系统需在多大程度上保持其自治性,个体自由能在多大程度上获得国家保障,又需在多大程度上受到社会约束,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可以归结为如何处理国家、社会、个体之间的立体关系这一宪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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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继宗 2025-04-05 10:59:29 26993城东乡河北省张家口怀安县

1982年宪法进一步加强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厘清了地方人大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实现了地方层面的议行分离,双重负责条款最终定型。

在法国宪制的发展中,全民公决的启动条件从限制型走向宽松型。[61]具体而言,第一类判决主要涉及立法的合宪性审查,第二类涉及选举诉讼,第三类主要涉及制度的良好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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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总统突破宪制规范,从宪法监督者转变为隐性制宪者,从仲裁者转化为决策者,具体表现如下: 1.主动修宪成为隐性制宪者 依据西耶斯提出的制宪权理论,国民作为主权者享有制定宪法的权力,共和国总统仅仅是国家机构之一,不能自我设定职权范围。其三,涉及的改革事项与国家的经济、社会或环境政策有关,或者有助于发展上述领域公共服务。法国《宪法》第10条规定:共和国总统应在最终表决通过的法律移送至政府之日起十五日内予以公布。但在现实的政治实践中,总统可以滥用法律颁布权,尤其是加速法案签署的权力避免议员们向宪法委员会提请合宪性审查。在上述期限届满前,共和国总统可请求国会重新审议该法律或者其部分条文。

法国《宪法》第29条规定:议会得依总理的请求或者依组成国民议会的议员过半数的请求,就确定的议程举行特别会议。[17]这一设置也使总统的仲裁权成为最为显性的权力。实践中,无论全国性垂直还是省以下垂直,垂直管理关系的成立都来自国务院的裁量。

基于权力机关与行政机关的性质差异,上下级人大形成监督关系,上下级政府形成领导关系。[69]对此,立法工作者提出的改革方向是:从完善行政管理体制,明确行政责任,合理划分事权的要求来看,人民政府所属工作部门还是实行完整制比较好,便于统一组织、指挥。一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两种民主正当性之间的具体争议予以审查。该款在一般意义上确定了地方政府的性质,但它远非其宪法地位的全部。

必须承认,一级政府是由诸多工作部门构成的,其意志有赖各部门贯彻落实。它既在实质上,又在形式上,是议行合一的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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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要求下,地方政府双重负责型塑了纵向与横向两个维度的国家机关关系结构。财政资金的自给程度极大影响着地方自主的能力。基于政区之间的管辖关系,地方有法律地位的高低之分。这能够防止地方的竞争无度和财政赤字,但也意味着地方政府并非完整的一级政府。

在对上级政府主要负责时,上级特别是中央政府要为地方政府提供组织、物质以及规则保障并予以监督,本级人大可以对地方政府使用上级资金等行政资源进行民主监督。[52]宪法和组织法对地方政府职权的规定其实是以事务等级来机动调配的。随着国家机构体系在不同时期的调整,政府的角色和地位经历了一个结构性的变迁过程。[40]参见《国务院关于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指导意见》(国发〔2016〕49号),国务院2016年8月24日发布。

在地方性方面,地方政府由本级人大产生。1982年宪法还取消了上级政府对下级人大的介入,厘清了权力机关、行政机关等各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做到了基于权力类型的分工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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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各级政府带有明显的全权政府色彩,它们在本行政区域内都是一个全权政府,而不是与其他各级政府分享职权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都是中央人民政府在各地的分支机构。[27]彭真:《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说明》(1982年4月22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193页。

(二)地方民主决策与执行效率 横向维度上,地方政府双重负责的意义在于保证地方民主决策与执行效率的两重目标,实现民主与自主、授权与控权的日常化。地方政府行为合法性的获得,既可以藉由本级人大、上级人大的通道,也可以藉由上级政府、中央政府的通道。这种‘议行合一的制度,在今天就不完全适宜了。1982年宪法进一步加强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厘清了地方人大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实现了地方层面的议行分离,双重负责条款最终定型。代表机构掌握国家最高权力,并借此产生和监督政府以及执法机构。加强人大与地方制度方面的法规范供给,是避免这一风险的基本途径。

从修改趋势上看,上级政府工作部门对下级政府工作部门的领导力度不断变弱,更加趋于业务指导。相对于对上一级行政机关负责,地方政府对本级人大负责的这重关系显得黯淡甚至缺失。

从思想渊源上说,1954年宪法参考了苏联1936年宪法。[14]李格:《建国初期政务院党组干事会的演变及中央人民政府调整的原因》,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资料》(第69辑),中央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134页。

[22]据考证,毛泽东在1957年2月27日最高国务会议上曾讲到地方各级人大设立常委会的问题。(一)中央统一领导与因地制宜 纵向维度上,地方政府双重负责的意义在于保证中央统一领导与地方因地制宜的两重目标,实现统一与多样、秩序与活力、效率与民主的动态稳定。

[6]关保英:《地方政府组织法的修改应从转变法治观念入手》,载《法学》2017年第7期,第88页。双重负责条款明确了地方政府在本级人大和上一级行政机关的双重监管下工作。第二,集中的目标是效率,适用于共同意志的实施环节。实践中,不乏存在上级政府工作部门对下级政府通过各种方式形成实质领导的现象。

[42]从政治社会学上说,上级政府听取工作报告的目的之一在于破除科层官僚制下的治理沉疴。[23]这体现出1954年宪法潜含的上级国家机关整体优越于下级国家机关的逻辑,不仅地方政府是双重负责的,地方人大也是双重负责的——既受上一级人大的监督,也受上一级行政机关的监督。

[37]王汉斌:《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几个问题》(1986年9月13日),载王汉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文集》(上册),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197页。[5]乔晓阳、张春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释义及问题解答》,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第90页。

可以说,下级政府向上级政府报告工作实际上是以反科层逻辑呈现的科层式治理工具。而在中央政府层面上,国务院部门即使与地方政府的行政级别相同甚至更高,也不能获得直接领导地方政府及其工作部门的权力。

二是建立民主意志传递的程序机制。下级政府向上级政府报告工作应当基于其行政机关的属性,采用上一级行政机关的表述更为准确。行政效能越来越成为地方政府的普遍性追求。[63]王贤彬、徐现祥、李郇:《地方官员更替与经济增长》,载《经济学》(季刊)2009年第4期,第1325页。

[47]前注[3],习近平文,第175页。保障地方依法自主履行职权,既是分工的要求,也是分工的结果。

[50]一方面,基于国家权力的层级分配原理,国务院统一领导应当基于事务领域而采取差异化方式。[60]彭真:《开好人民代表会议,改善党对政权的领导》(1951年10月3日),载前注[32],彭真书,第223页。

1982年《宪法》第110条的双重负责条款直接来自于1954年《宪法》第66条,进而还可追溯至起临时宪法作用的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简称《共同纲领》)。人大不介入政府的具体执行过程,政府不具有议决重大事务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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